社会对人性的无知 导致更多的药家鑫

发布者:鹿老师发布时间:2018-09-18浏览次数:11

西安大学生药家鑫“撞人补8刀”案,近日开庭审理,引发民众新一轮的热议浪潮,人们很难理解:像这样一个平时看起来温顺老实、胆小怕事的大学生怎么会杀人呢?我们从人性心理分析的角度给予这个案件以全景式的观照,揭开药家鑫杀人案背后的深层的心理成因及家庭文化对孩子的影响。

  一、完美文化造就分裂人格

  很多人的心中都会有一些梦想,但是比照现实又不能实施。内心的那种激动,那种矛盾的状态,那种冲突的状态,会导致一个很鲜明的特征:第一种特征,是矛盾型的人格,内心充满了纠结,不能使自己统一、整合;第二种,因为生活在很现实的状态下,就只能抑制这样的分裂的状况的延续。一面完全是理想主义色彩,另外一面完全地苟且偷生。这种极端分裂的状态导致了两种人格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嘴上说的一套和背后做的一套永远是分裂的。

  因为长期地扮演两种角色,就会导致对两种角色的转换冲突的回避,导致他必然会在一端去否定另外一端的存在。

  完美主义的文化,导致孩子具有一种弱不禁风、胆小怕事、循规蹈矩、美轮美奂的人格特征。这种人格特征,绝对没有生命的激情和力度,没有一种人应有的求生存的野性,连自然的本能也失去了。这种人格是一是一种表面的、完美状态当中的那种画面式的人——没有人格力度与张力。

  二、当孩子被逼得只有一条路可走的时候,对抗便产生了。

  我们大部分的家长给孩子规定的唯一可行的路径便是好好学习,如果学习不好便是天大的事;人这个物种是不能被强硬规定的,是要拥有一定的自由度的。

  比如说,有的孩子比较喜欢阿杜,家长就会说:“你不可能成为明星的,还是好好学习吧。”可悲的是,所有孩子的爱好都会在家长的严格规定下变成平庸的、在社会上吃上一口正常饭的状态;而忽略了孩子更多的创造力和激情,忽视了孩子对生命的那种本能的要求。

  如果一个孩子从未对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进行过自由想象,他就势必成为家长想规定的人,自然就不会产生激情。如果我们的孩子天然地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想做一个艺术家,甚至是流浪艺人,他会满怀信念,抱着一把吉他,也许他的快乐便自然而生,生命就会呈现相对比较激越的状态。这种对生命的本质的要求,就是充满理想的、有激情的状态,人是被这种状态激发,才产生了一种自主的、有激情的状态。

  当家长把学习规定为孩子唯一的出路的时候,孩子因为没有被赋予充分选择的自由,那么他首先反对的就是学习。这就是现在孩子厌学的根本原因,而不是其它。如果不改变这个先决条件,我们无论多么努力地合理地为孩子选择提高学习的方法、选择提高智力的方法等等,都只能是白费力气,得不偿失。

  我们现在的物质生活那么好,可以给予孩子很多,给予孩子这种我们在童年时期所没有的物质生活。但是,我们不要忽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们的童年,不管再苦再累,我们还是快乐的。试想,我们的孩子为什么不快乐呢?是因为我们的孩子被规定了那种状态:非这样不可,非那样不可。一旦连孩子属于他自己个性化的发型穿着也都被强烈地规定了的时候,我们更多地带给孩子的是——不被尊重,个性化的特征不被张扬。

  当孩子被逼得只有一条路可走的时候,对抗便产生了。

  第三、解决药家鑫案件真正理性的路径——枪下留人

  一个没有自主选择能力的人,是绝对不会承担任何责任的。

  很多父母会预先设定说:“你这样做会有什么好的后果,不这样做会有什么坏的后果”。那么,我们孩子的所有选择都是只面对后果,尽量逃避责任。为什么呢?因为没有选择便不能承担,不能担当便只有规避后果。我们的父母从小就训练孩子怎样去规避后果,以免产生不好的后果,如:你长大了,没工作;你不好好学习,就不给你买房子、汽车,就不给你零花钱等等,这种规定性都是惩罚的条件。孩子注意的是学习的后果,而不是学习的内容,家长让孩子在没有自主的状态下存在着,所有的一切都是家长给的,因此所有的一切都由家长来承担。

  在完美的文化的要求下,在被动生存的状态下,在没有责任感的状态下,我们的孩子做出各种各样的、匪夷所思的行为毫不奇怪。

  福建南平特大校园杀人案中的郑民生,多少年都不敢开一副贵重的药,极度谨小慎微,是胆小的表现,而不是道德责任的某种升华。这种生活在极度恐惧的环境中的人,如果用现行的社会标准衡量,这种人是好人,是不会搞潜规则的人;我们在精神病院有些偏执性的人,他就认死理,这个人可不可以说是文化的牺牲品呢?——是他残缺了还是我们的社会文化残缺了呢?

  药家鑫杀人后,镇定自若地给父母打电话,要求他的父母来处理问题的时候,他并没有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因为之前他所有的事务都是在父母的控制下一手包揽,事事摆平,由此轻易地免去了社会责任。他活在一个极度不真实的状态中,一种梦魇状态中,有很多犯下大错的孩子在事后的回忆总会说这样一句话:“我好像做了一场梦。”

  药家鑫是不自知的。在这种状态下的药家鑫,他有深刻的文化背景和深刻的文化动因,他就是在完美文化要求下被动生成的逃避责任的人格特征,药家鑫可能再也不知道,他杀人的那把刀是被这种文化模式所设定好了的,被家庭这种管理方法设定好了的。

  药家鑫的凶残是恐惧造成的,是胆小造成的;他杀掉的是一个责任,逃避的是一个后果。这恰恰是人性中反向生存的一种状态。

  我们发现,这个社会有个很重要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现象:一种是逆来顺受的,一种是暴徒式的;为什么在封建王朝的集权的状态下会产生一种大量的暴力行动呢?是因为我们在设置这种管理途径的时候,把人格打造成两面的状态,所有生存在其中的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处于顺民的状态中,社会一旦给予机会的时候,这种暴徒的心理一下就爆发出来。所以,中国的哲学有个很大的应对现实的问题,就是顺势而为。因为长期被压抑的人格特征一定会在另外一种渠道当中寻求回路性的反抗,这是自然的——从极端胆小向极端暴力的人格转变。

  所以,对未来的设想,我们的观点是,人类社会的每个人都要形成理性化的、完整的人格特征,这就要求我们的社会对人要有充分的理解,把人还原为人,尊重人的一些私欲、要求,尊重个人的存在感。理想化的图式只会使人的人格更加分裂,这种人格分裂就会导致社会出现这些如药家鑫、李磊、马家爵、郑民生等恶性刑事案件的发生和蔓延。

  案件发生后,社会上大多数的民众都发出愤怒的声音,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反应了我们社会对这个层面的无知。如果说,我们整个社会对这类事件都是无知的话,应该说,可以不杀药家鑫。因为连我们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杀人,他有多大的自知能力知道他为什么要杀人呢?

  药家鑫杀人背后有很强大的文化基础。我们现在的很多孩子都有药家鑫的特点:极端地不负责任、活得没有激情,这是这些孩子普遍具有的人格特征。如果给予相应的刺激,将会产生药家鑫第二、药家鑫第三!

  所以,药家鑫案是不能简单地采取杀之而后快的,而要看到深刻的文化背景,通过反省,对我们自己孩子的生活状态有一个现实客观的了解,给予一个更人性化的管理,让孩子们更加有一种自我的存在感,充分的自主感,有主动承担责任的能力,对这种承担责任的能力进行培养和训练——这才是解决药家鑫案件真正理性的路径。

  其实杀掉药家鑫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社会对人性的无知,将会导致更多的药家鑫!

  在感叹之余,我们不禁要想到这样一个国际案例:当一个韩国人把旅游中的德国人杀了之后,德国人的家属反而捐钱给杀人者的家乡,让他们改善家乡的教育环境,他们的宽容使人间少了一些无知,世间多了一份温情。

  我们的社会要勇于承担责任,如果能看到人性背后的那种可怜、可悲和无奈,看到人文因素对他们的人格浸染,也许也会给予一份宽容,在一片喊杀当中出现不同的声音,这声音虽然微弱,但是彰显的是人性光辉的一面,使更多的人看到光明!看到孩子们的未来!看到宽容后的重生!